我的前半生（1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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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 年二月，加拿大领事通知我去体格检查。照 X 光时，职员问我以前有没有患过肺病。我说没有，就隐约觉得不妥。一、两星期后，我接的通知，是传染病中心发来的，要我去见医生。现在不记得我当时有什么反应。应该不会崩溃（那时并不说崩溃的），不过觉得前途茫茫。

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样传染到的。我进美国时并没有肺病，而肺病在美国当时是很稀有的，所以病得不明不白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见过肺病。幸亏我只是初起，没有病症，连咳嗽也没有。那时已经有肺病特效药。医生说要服异烟肼和乙胺丁醇十八个月；一个月后就不带菌了。

然后就是辞职、叫学生去验是否传染到。数学系很有人情味。我多半是四月初辞职的，但他们把四月分和五月分的薪水发给我。（我的合同是到五月卅一日为止的。）

染到肺病对我是很大的打击，因为加拿大不能去，只能回香港坐牢。我怀着很沉重的心情，开车从俄亥俄州一直开到洛杉矶，特意经过犹他州南面的几个国家公园，美丽得好像国画的地方。我要再去看一次，因为不知道以后再有没有机会重到了。

就是这样我非常失意地回家。

我在 1975 年六月十八日回到香港的，刚好荔枝上市。荔枝很奇怪，隔年丰收的。1975 年是歉收。但爸爸知道我六年没有吃荔枝，不顾价钱，特意买我最喜欢的罗江桂味，等我一回家就有荔枝吃。

回香港是我不幸中之大幸，因为香港是肺结核的前线。直到五十年代，肺病是香港的祸害。香港人烟稠密，住家空气不流通，所以很容易传染到肺病。那时没有特效药，唯一办法就是隔离、疗养。一个人发现染了肺病，无疑是判了死刑。我爸爸是香港大学二十年代某年入学试的榜眼。就在他要进大学时，发现了有肺病。祖母后来对我妈妈说，不知哭了多少次。爸爸万幸，疗养一、两年就健康恢复了。他的堂兄、堂弟、表弟、舅母就没有他幸运，都是死於肺结核。

在那个时代，不独肺病不能医，医生对细菌引起的传染病，也是束手无策。直到在 1928 年发现盘尼西林，医生才有抗生素对细菌作战。十五年后，美国医生发现链霉素，终於有药物治疗肺结核了。

我的叔叔在四十年代是研究肺结核的，一直的留意研究动态。我检查出有肺病的时候，他正好在加拿大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唔使惊。”（“不用慌。”）他告诉我，香港的医生发现，只用服异烟肼和乙胺丁醇六个月至八个月，不用服十八个月。

我回香港后，就去叔叔处治病。